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汤恩伯中饱私囊,民国军人为什么吃空缺?

2017-09-03 10:05:18

民国时期,中国军队的保持经费1向是非常困乏的。抗战爆发前,军费支出高达国家总支出的32%到42%,沉重的军费曾使财政部长愤然请辞。为了下降军费,蒋介石试图裁军,却引发中原大战。既然军费没法以裁军的方式直接压低,政府只能将军费7折8扣,除最小限度的保持费以外,实在没法增加经费让军队改良生活。当保持费被压到最低水平,部队的日子就常常青黄不接了。

部队主官如果不使用非法手段另辟财源,很难保持部队的运作。如作甚属下弄“灰色收入”,汤恩伯是很“成功”的1例,他在困难时期“经营有方”,但资金大都用于部队官兵身上。抗战时的“汤粮”恶名昭彰;抗克服利后,汤恩伯主持上海接收,负责长3角95万日军日侨的遣返,理应大发接收财;而在国民党军队全面崩溃时,汤恩伯又是“中央银行”黄金转运台湾的主要负责将领,更是发财良机,他家按理应当是塞满金条的。但是,他在台湾的日子却过得非常窘困。继汤恩伯以后出任第31团体军总司令的王仲廉,在台湾1样很拮据。

汤恩伯等将领在春风得意时,弄钱本事很大,但并不是全为了充实私囊。当年中国军队的贪污之风盛行,固然有很多军官是为己谋利,但也有很多人是在那贫苦年代因保持部下生计所出的无奈之举。这段历史现象耐人寻味。

汤恩伯中饱私囊,民国军人为什么吃空缺?

汤恩伯

穷国无弊不成军

1932年时担负第14师第80团机枪1连连长的罗锡畴,留下1段生动的回想。该师是陈诚的土木系基干部队,位于后勤供应第1顺位,但全师的服装费依然低得离谱。“部队很穷,兵士终年是赤脚草鞋,公众每一年夏季发两套单服,冬季1套棉军服、两套亵服裤。”陈诚酷爱体育,在第18军大力推行球类活动与赛跑,但这些活动会损毁军服。罗连长想为弟兄们筹办运动服,“连上公费每个月只有310块钱,每人做两套运动衫裤,最少也要1块5毛钱。机枪连人数较少,但也将近1百。这1百多块钱,到哪里去找呢?没有办法,我就召集班长以上的人开会。他们固然更无办法。”

最后,罗连长靠吃空缺,张罗出制作运动服的经费:“唯1的办法,只有报几个空缺,拿公众的钱作为公用,这不能算我贪污……可1个2等兵,每个月只有7块钱,要报多少人,多长的时间呢?为了急需……固然最好是报210名,1个月就差不多了。但这很容易引发主管人事的单位起疑,而弄出过失来。最后决定分3次共报10名,两个月后再陆续(报)开除,随即由伙食费款下先行垫款定制……1星期后全连官兵穿着白背心蓝短裤亮相,全团都感惊奇,连长们都来探听,这笔钱哪里来的?我们固然不能据实以告,只好含糊其词以答,自然他们也可猜想得到。因而风起云涌,纷纭仿效,运动的气氛,就在108军蓬勃发展起来。”

吃空缺若是被查出来,连长是要遭枪毙的。连长要冒着枪毙的风险弄钱,才能让弟兄们穿上运动服打篮球,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当时军中的怪状。

罗连长的30块大洋办公费,其实已是王牌部队的特殊待遇了。1般中央军的步兵连,办公费只有法币20元。到了抗战年代,法币贬值又使这20元快速缩水。1个步兵连光是点灯的灯油钱就要花掉1半办公费,每个月造饷册的纸张费又要花掉另外一半。在灯油与纸张以外,连长即便是买点秸秆烧开水的茶水钱都付不出来,能不吃空缺吗?

1个基层的连长得靠吃空缺才有钱烧开水,师长与团长等管钱的高级将校就更要弄钱了。部队是1个大家庭,部队的大家长用钱是不能吝啬的,特别是在战争年代,主官的手笔更要慷慨大气,不可由于吝啬而失去军心。部属杀敌立功要发奖金、作战奋勇要加发菜金、忠勇负伤要发慰劳金、负伤成残遣返乡里要发遣散费、遭受时疫要发医药费、到后方进修送训要给旅费、有结婚喜庆要给红包、遭逢困难要给济急钱……1个师长每个月的办公费只有300元,固然是不够用的。

要带好部队,只能靠吃空缺等邪门歪道,另辟财源。因此,军中的弊端永久没法根绝。如果主官不弄钱,部队就会离心离德。以清廉著称的黄维在担负第54军军长时,就由于过度清廉,引发全军反弹,终究饮恨免职。在这支与弊端共生的军队中,汤恩伯的弄钱之术可谓登峰造极。

蒋介石授权走私

汤恩伯本人个性清廉严整,却也是1位很务实的将领,他知道吃空缺是维系部队战力的必要之恶,所以允许吃空缺,但是将吃空缺的截留旷款定名为“公积金”,成立公积金委员会兼顾利用。委员不但有各部门官员,还有兵士代表与主座1同监察审核,确保丝毫归公。

有了公积金,汤恩伯团体成为1支“幸福”的部队。如果汤恩伯麾下的连长垫钱买运动服,这个连长只要打个报告就能够用公积金报销,不需要自己想办法生出钱来。汤团体的各级干部对“汤老总”的名言都是朗朗上口的:“可以因公亏空,不准营私舞弊。公款用之于公,有理由的亏空,可以据实呈报补还。”

吃空缺是最消极的弄钱法,汤恩伯其实不满足于吃空缺。他在1941年底出任鲁苏豫皖边区党政分会主委,辖区里有封闭线上最繁华的走私要埠界首,因而他大胆采取部属建议,做起走私生意。

为了抵制日军“以战养战”,国民政府颁令严禁“战略物质”流入沦陷区,“战略物质”的范围太广泛,只要向沦陷区运售物质都能被定义为通敌走私,而日军一样也严禁物质流出,因而走私之风大炽。以汤恩伯驻军的豫西来讲,许昌烟叶非常着名,美国人认为许昌与维吉尼亚州气候类似,大批美商在许昌设庄收烟,又提供美国种籽与技术。当时大名鼎鼎的哈德门、大前门、茄立克与3炮台等洋烟,都用许昌烟叶。上海沦陷后,许昌烟叶顿失市场,失去生计的烟农行商就会铤而走险,在中日两军对阵的战地打开无数条走私线路。河南私货要向上海走私,就要走水陆运要冲界首3镇(太和县界首镇、临泉县刘兴镇、沈丘县皂庙镇)。由界首动身,水路顺颍河而下可以直通淮河要埠正阳关;陆路车马东行100千米就是铁路要冲蚌埠镇,私货上火车能直放南京、上海。沾走私客之光,界首1跃而成抗战时期的重要商埠,万商云集,有“小上海”之称。

在汤恩伯的基本部队第13军,军需处处长胡静如看出商机。他亲身调查界首的走私状态,发现“只要有牛车道,走私的人力架子车就遍地可走”,而驻军关卡没法禁绝。因而,胡处长向汤恩伯大胆提议开放走私,积极管理,1可套取沦陷区物质,2可借机生财筹款,汤团体以后就不缺钱用了。

汤恩伯对胡静如的假想非常赞美,并成立物质管理处,让胡静如放手生财。胡静如的生财方法,可以说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极致发挥。他把界首1带所有船只车辆全部列管,进而将走私商全部掌握起来,而后任由走私商各显神通做走私生意。只要不是食粮、金属等严禁出境的物质,各种私货1律大开方便之门。物质管理处1不抽牌照规费,2不设卡收过路费,只规定商人必须以私货套取棉纱棉布等大后方急需的物质。其次,走私商要向物管处报告以物易物的交易价格,而后物管处评比,找出最会做生意的走私商人,并要求各路走私商以评比最优的生意为交易基准。若达不到要求,就将私货强迫交给评比最优的走私商统1走私,物管处则从中抽取“捐献”。

例如某甲以两包烟叶(每包200斤)换回棉布1包(40匹),某乙只换到30匹布,某乙若自认能力实在不足,换不回40匹布,物管处就将某乙的货交给某甲代售。在某甲多换回的10匹布中,20%(2匹布)作为某甲的报酬,40%(4匹布)作为上缴物管处的“捐献”,某乙则多赚剩下的4匹布。换言之,胡静如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经济学大师哈耶克的主张,以政府气力为自由经济市场提供公然的资讯平台。

靠资讯平台赚钱之余,胡静如自组“鼎泰庄”,亲身下海,在豫西后方收购桐油、生漆、牛皮、猪鬃与烟叶等土特产品,层层买通伪军关节,突破日军封闭向沦陷区出售,套取大后方急需的棉纱、棉布、西药、机械工具、工业产品乃至合金钢材。生意红火、大发利市的鼎泰庄为了供货,在豫西建立了土布厂、卷烟厂、柞蚕丝织绸厂、毛纺厂与陶瓷厂等1系列土特产工厂,地方经济随之起死复生。胡静如乃至自创香烟品牌“中山门”,盛行全国。固然,汤恩伯自此以后就完全不愁经费了。

走私生意毕竟是背背国策的灰色生意,汤恩伯在开办走私生意之前,派胡静如到重庆向蒋介石面报,建议“管制运输”,以求由“豫皖边区的特殊环境从中生财筹款”。蒋介石同意了,并告知胡静如:“你们回去好好帮助汤总司令把局面打开来,我可以授权给他。”

有了最高当局授权,汤恩伯的走私生意非常火爆,却同样成为他终生污点。他的军需主任陈宗虞回想道,大后方报章批评之辛辣,曾让汤恩伯伤心痛哭:“收编杂牌军太多,经费来源没有,怎样办?有人就出主张弄个鼎泰公司……结果是申明狼籍。重庆报上刊出漫画,几笔勾画出汤的脸型,嘴上叼着中山门香烟,肩上扛着布匹,口里吐出‘价廉物美’几个字。为难到如此地步,汤先生生平大概是第1次。”

鼎泰庄与子弟学校

汤恩伯经过走私得来的钱财物质,价值应是数以亿计的,他似将其全部用于部属了。

他个性豪放,留学日本时曾与同乡合伙开餐馆,由于常常请客,任由友好赊账,餐馆因此倒闭。在军旅得意时,汤恩伯依然不改豪放个性,他检阅部队赏赐兵士,出手就是每人10块大洋。路上遇到伤残官兵向他喊穷,1定要给钱慰劳。他的军需主任回想道,有些胆大的兵士“知道他脾气,路上碰着就要钱,他也始终给予。不够了,随手写张便条叫人到副官处去领,他就是这么个人”。

汤恩伯中饱私囊,民国军人为什么吃空缺?

淞沪会战时期,走过上海街头的中国军队炊事班。随着烽火扩大,沿海富裕地区沦陷,军队大扩大,中国军人的伙食日趋艰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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